基礎設施建設的PPP模式就是“騙、騙、騙”？

發布日期：2015-06-09來源：網絡來源編輯：宋珍珍

[摘要]

　　PPP模式，解釋為公私合作模式，是公共基礎設施一種項目融資模式。在該模式下，鼓勵私營企業、民營資本與政府進行合作，參與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

　　按照這個廣義概念，PPP是指政府公共部門與私營部門合作過程中，讓非公共部門所掌握的資源參與提供公共產品和服務，從而實現合作各方達到比預期單獨行動更為有利的結果。

　　眼花繚亂的項目融資模式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以來，我國對國際上多種項目融資的模式進行嘗試和引進，什么 BOT(建造-經營-移交)、BOOT，(建造-擁有-經營-移交)、BOO(建造-擁有-經營)、BT(建造-移交)等等有十幾種之多，不看括號里的中文注釋，簡直被洋字碼搞得眼花繚亂。由于國際上沒有對這些模式統一的定義，所以不要說一般人，就是有些專業人士也有時會搞不清楚。

　　被叫停的BT模式

　　有的企業反映做BT的效益還不錯，而多數企業則在做政府BT項目上栽了大跟頭，由于項目資金是事后支付(一般通過財政分期撥款或土地補償)，許多地方政府不顧本級財政的實力，采取“用明天的錢干今天的事，用別人的錢干自己的事”的理念，只顧及本屆政府的業績——形象工程，干得好就升遷，至于誰還錢?怎么還錢?根本不考慮，拿政府的誠信當兒戲。結果不僅造成了天文數字的地方債務，也坑苦了那幫做BT項目的企業，最終2012年底BT模式被中央有關部門叫停。

　　PPP就是“騙、騙、騙”?

　　也正因為BT項目模式在中國走了樣，使得有些上當的企業“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繩”，當PPP模式在中國還屬初始階段，就有人武斷地認定：什么PPP：就是“騙、騙、騙”。果真是這樣嗎?結論是否有些偏激?

　　與BOT一樣，PPP(政府合作、合營、伙伴關系)的定義在國際上也不盡相同。美國把PPT認定為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伙伴之間的一種合同協議，協議包含一個政府機構和一個私營公司達成修復、建造、經營、維護和管理一個設施或系統。盡管公共部門保留設施或系統的擁有權，私營部門擁有在決定項目或任務完成方面的額外的決策權力;歐盟把PPP定義為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之間的一種合作關系，雙方根據各自的優劣勢共同承擔風險和責任，以提供傳統上由公共部門負責的公共項目和服務;加拿大將PPP定義為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基于各自的經驗建立的一種合伙經營關系，通過適當的資源分配、風險分擔和利益分享，以滿足公共需求。

　　我國專家認為，PPP本質上是公共部門和私營部門為基礎設施和公用事業而達成的長期合作關系，公共部門由在傳統方式下公共設施和服務的提供者，變為規則者、合作者、購買者和監管者。

　　BT模式在我國的失敗在于投資了沒有回報，或者投資后得到的是張空頭支票。那么，考察PPP模式關鍵要看如何回報。經學習發現，回報中引進了“特許經營”的概念，也就是如果民資參與建一條高速公路，那么回報方式就可以是經測算在保成本回收和一定利潤情況下，允許投資者有若干年收過路費的特許經營權;如果民資參與建設一座水廠，就可以獲得按政府批準的水價若干年收水費的特許經營權，一句話讓投資回報不落空。

　　財政部副部長王保安在推廣運用PPP培訓班上指出：“需要建立動態調整的收費定價或政府補貼機制，為投資人設置一定的利潤空間，形成長期穩定的投資回報預期，對社會資本產生足夠的吸引力;但與此同時，也要避免因社會資本利潤超出合理區間導致公共服務價格過高，損害政府和社會利益，引發公眾的不滿情緒。在進行PPP項目設計時，要綜合考慮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合理設置投資回報率。”

　　《國務院關于加強城市基礎設施建設的意見》(國發[2013]36號文)規定：政府在建設城市基礎設施項目時，要選擇有合理回報或一定投資回報能力的可經營性項目，通過多種形式吸引包括民間資本在內的社會資金。要充分發揮市場作用，完善城市公用事業服務價格形成、調整和補償機制。

　　據報道，江西推出2015年首批80個政府和社會資本合作(PPP)項目，總投資額達1065.17億元。此次發布的80個PPP項目回報方式有3種：

　　1、對有明確的收費基礎或經營收費能完全覆蓋投資成本的經營項目，主要通過政府授予特許經營權及物業、廣告等經營收益作為投資回報;

　　2、對政府核定的經營收費價格不足以覆蓋投資成本的準經營性項目，主要通過政府授予特許經營權附加部分財政補貼或投資參股等作為投資回報;

　　3、對缺乏“使用者付費”基礎的非經營性項目，主要通過財政補貼、政府購買服務等方式作為投資回報。

　　為PPP立法才能解除了投資人的后顧之憂

　　其實無論是領導的講話也好，還是政府文件有所規定也好，都不如為PPP投資模式進行立法，用法律形式固定下來，確保投資人的回報，在全面依法治國的大環境中，讓更多的社會資本放心大膽地參與到“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事業中來。

　　已經有法律專家建議，PPP項目立法中應當明確規定，PPP項目實施方案，實施機關應當是以是否有利于降低成本、提高效率、改善公共服務質量為基本衡量標準，對PPP項目的可行性進行評估論證，兼顧項目的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確定給予投資人的合理回報，投資回報方式應結合項目的市場需求，同類項目融資成本、投資建設運維成本等因素綜合確定，并應確定相應的價格調整和補償機制。而在PPP立法出臺前，建議在PPP特許權協議示范文本中對投資回報方式、價格調整和補償方式加以明確約定。

　　目前深化改革已經進入“深水區”，過河已經摸不著石頭，以往BT模式的教訓就是在深水區里一腳踏空，造成了失誤。所以對于PPP新政的出臺，一定要切實兼顧經濟效益、社會效益和投資人的效益，讓我國經濟建設不可忽缺的民間資本發揮巨大作用來造福整個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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