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國PPP的立法與模式變遷

發布日期：2015-08-26來源：網絡來源編輯：宋珍珍

[摘要]

　　韓國作為亞洲少數幾個擁有較為完善PPP立法的國家，歷經十余年的變遷，PPP法案幾經修訂，形成了獨具特色的韓國PPP法律體系。

　　20世紀90年代，韓國PPP以BOT模式為主，運用于交通基礎設施領域;2005年開始學習英日經驗并修訂“PPP法案”，引入BTL模式，擴大民間資本進入領域。時至今日，中國PPP立法正酣，韓國經驗在一定程度上值得中國學習。然而，學界目前對韓國PPP法案重視程度和了解程度并不深入。為了彌補國內對韓國PPP法律及實踐了解知之甚少的缺陷，本文立足于公私基礎設施投資管理中心(PIMAC)公開的數據和資料，力求對韓國PPP制度進行系統的梳理和介紹。

　　公私基礎設施投資管理中心(PIMAC)乃1998年根據韓國PPP法案第23-1條設立，最初名為“韓國私人基礎設施投資中心”(Privat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Center of Korea, PICOK)，負責韓國所有與PPP相關的工作。2005年隨著韓國PPP法案的修訂，該中心更名為“韓國公私基礎設施投資管理中心”(Public and Private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Management Center of Korea, PIMAC)，隸屬于韓國發展部，成為韓國唯一一個負責公私合作基礎設施投資的公共組織。

　　韓國PPP立法變遷

　　韓國于1994年頒布首部PPP法——《促進私人資本參與社會間接資本投資法》(Act on Promotion of Private Capital into Social Overhead Capital Investment. Act No.4773)。在此之前，韓國政府主要依據《公路法》、《港口法》等與基礎設施相關部門的法律法規來規范民間資本介入。由于缺乏統一法律制度的保障，韓國民間資本進入基礎設施領域的意愿并不強烈，1991年僅為2000億左右韓元。在受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影響后，韓國經濟遭到極大創傷，政府資金急劇減少，投資能力下降，政府遂于1998年修訂PPP法案，更名為《基礎設施公私伙伴關系法》(Act on Private Investment inInfrastructure ,Act No.5624)，確定了該法案的優先效力，廢除一些對私人資本的限制，促進私人資本在韓國城鎮化中發揮更大的作用。2005年韓國第三次修訂PPP法案，將其更名為《民間參與基礎設施法》( Act on Private Participation inInfrastructure, Act No 7386)。

　　最初，韓國PPP項目主要集中在交通基礎設施領域，但在2005年PPP法案修改之后，PPP項目的潛在規模已經覆蓋到所有與人們日常生活緊密相關的基礎設施，例如，學校、醫療設備、文娛和體育中心以及公共住房。依據PPP法案及其執行條例，PPP項目符合條件的基礎設施類型有16個領域共計48種。

　　此外，韓國的PPP依據發起者的類別主要分為兩種類型，分別為“政府立項招標項目”(Solicited Projects)和“企業主動建議型”( Unsolicited Projects)。前者“政府立項招標項目”是指由政府發現潛在的PPP項目并且主動尋找特許經營者，后者“企業主動建議項目”是指企業可以向政府提議開發那些有較高市場需求卻因為政府預算限制而被擱置的項目。

　　韓國PPP模式變遷：從BTO到BTL

　　在1994年韓國PPP法剛出臺時，政府明確界定了BTO、BOT和BOO三種模式，并規定交通、供水等10個重要領域必須采用BTO模式，對燃氣、公交等18個次要或經營性強的領域可以使用BOT和BOO模式。這種限制導致韓國1994年PPP項目遭到冷遇，在政府于1994年公布的452個項目中，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項目得到私人參與，順利完成的更在少數。1998年韓國PPP法修改后，廢除了在某些領域強制使用BTO模式的規定，2005韓國PPP法案第三次修改后開始引入BTL模式。此后，韓國的PPP項目逐漸增加。

　　(一)BTO(Build–Transfer–Own)模式。

　　對于BTO(Build–Transfer–Own)項目，私人投資者通過向使用者收費以收回投資成本并獲得合理的報酬。當項目建設完工后，項目的所有權將會轉移至政府部門，特許經營者擁有運營設施的權力并獲得投資回報。該模式適合運用于道路、軌道、海港等項目之中，項目風險較高，投資回報率也相對較高。

　　(二)BTL(Build-Transfer-Lease)模式。

　　對于BTL(Build-Transfer-Lease)項目，私人部門通過獲取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的支付金額來收回投資成本。在項目完成之后，設施的所有權轉移至政府。特許經營者被賦予運營的權力，并在確定時間段內依據績效從政府處獲得報酬(租金和執行成本)。該模式適用于學校、住房、污水管道等項目，項目風險較低，回報率也相對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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