企業之我見

發布日期：2016-03-25來源：本站編輯：李波

[摘要]

　　 作者：湯明

　　 企業是社會的細胞，是社會生產力的承載者，是市場經濟的主角，企業為當今世界80%以上的人提供了生存發展的機會地球上的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與企業存在聯系。

　　 企業是人類真正“以利相聚” “為生存而生”的經濟組織，它超越了血緣、地緣乃至國家，同時也超越了宗教、種族以及人種，是人類歷史上迄今為止最具智慧的組織形式之一。國家是以血腥和暴力劃定界線，而企業的邊界則由自己的綜合能力劃定。我們可以看到，在跨國企業里不同血緣、地緣以及各種宗教信仰的人可以在一起工作。

　　 企業起源

　　 看病必探其病因，修屋必勘探其基礎，研究一物必先究其源頭，正所謂“菩薩畏因，凡人畏果”。最早的真正意義上的企業誕生在歐洲。西方企業的起源，遵循了這樣一個脈絡，從傳統的中世紀神學占絕對地位的封建農業社會中，開始了至今仍影響世界的文藝復興運動，使人們的思想得以空前解放，人性中對真善美藝術的追求得以表達。馬丁·路德的宗教改革，使人們敢于對心中傳統的宗教產生質疑，尼采更是發出了“上帝死了”的吶喊，一大批群星燦爛的思想家的誕生，使西方世界建立了適合未來資本主義蓬勃發展的一套宗教倫理體系，使后世人們的經濟行為，從正當性、合法性方面有了宗教理念的支撐。尤其是1776年影響世界的幾個大事件的發生，更加奠定了當今世界的基本雛形：瓦特的蒸汽機、圈地運動和地理大發現，使企業在物質層面重要的要素—工廠、市場和動力都成為可能，激發了人性中對財富的渴望;美國的獨立，其包容的宗教，對世界的開放，剛性的社會制度，完全自由競爭的市場經濟，同歐洲大陸的競爭、學習，對社會主義的批判、吸收，最終使美國成為地球上最強大、最具吸引力的國家;亞當·斯密《國富論》的發表，使人們有了指導市場經濟的思想武器。

　　 1949年以后的中國在毛澤東的領導下，要在資本主義世界的封鎖中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巧然地選擇了以全盤蘇聯化國家動員的方式進行經濟建設，建立了為政權服務的一套強大的工業體系，我們稱之為“延安模式”，在增強國家資本的同時也鞏固了政權。中國企業的原始積累一是通過對農副產品的“剪刀差”政策，轉化為對中國工業、重工業的投入;二是用暴力的手段趕走了帝國主義，廢除了強加在中國人民頭上的不合理條約，順理成章地取得了帝國主義和國民黨留在中國土地上的物質資源;三是用公私合營的方式獲得了中國民族資本家遺留的物質財產，從而完成了新中國最初的原始積累。

　　 直到1978年，中國仍然施行封閉政策，而此時的人類社會卻在各種群體的生存競爭中自發地展開了自己的演化道路，美國在社會主義陣營的謾罵、指責中，不斷修正自己，從“紙老虎”變成了“真老虎”。

　　 改革開放開啟了中國政治和經濟轉型的大幕，開始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逐步過渡。隨著思想和政策的不斷解禁，中國的民營企業開始起步，隨后中國國有企業改制也踏上征程。在這場改革洪流中，出現了眾多的社會現象：企業的誕生與覆滅總在交替往復地不斷上演，猶如婦產科和火葬場一樣熱鬧異常，各類企業“亂哄哄你方唱罷我登場”，各領風騷兩三年，正是“其興也勃，其亡也匆”。

　　 什么是企業

　　 企業是社會的細胞，是社會生產力的承載者，是市場經濟的主角，企業為當今世界80%以上的人提供了生存發展的機會，地球上的每一個人或多或少都與企業存在聯系。然而作為每天都工作、生活在企業之中的人，卻不一定真正了解企業，猶如人每天都生活在空氣之中，而真正了解空氣卻是近代的事一樣。當今有關企業的學說可謂百花齊放，門類繁多，猶如從廬山之外看廬山，只會有“橫看成嶺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的效果，亦如居廬山之內看廬山，可見鳥語花香、玉樹瓊枝，也見毒蛇猛獸、枯木朽株。目前學界對企業的認識猶如對廬山的認識，雖然窺見一鱗半爪，但終因視角各異，難免有失全面。要認識廬山只有深入其中，跳出山外才能真正認識廬山。企業的生命周期和自然界一樣,它的誕生與覆滅總在交替往復地不斷上演。從西方經濟學家對企業的研究來看，其研究成果符合這樣一個脈絡：科斯從物質層面看到了企業的本質，發現了交易成本對企業的重要性，認為企業是市場的替代物;諾斯從制度層面研究了制度變遷對社會及企業的影響;馬科斯•韋伯的《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則分析了信仰、文化、意識形態對經濟及企業發展的重要作用。

　　 同植物學家從對一片樹葉的研究擴大到對樹的研究，從對樹的研究擴大到對森林乃至整個生態系統的研究一樣。企業猶如經濟系統中的一棵樹，研究一個企業，方知中國三十年經濟之巨變，了解當下存在之癥結，洞悉未來發展之去向。

　　 我們可以從以下幾個維度來定義企業：

　　 首先，企業是社會的一個細胞，是為一定經濟目的而形成的經濟組織，組織內有生產成本、組織成本和交易成本。企業成本=生產成本+組織成本+交易成本(企業成本恒等式)。

　　 第二，企業是一系列合約的組合。企業都是靠內部和外部合約來支撐，內部是通過與員工的人事合同維系，而外部靠經濟合約也就是合同在支撐我們企業。

　　 第三，企業是企業家群體實現人生意義、執行“天職”的一個平臺，它使非常自信的人和勇于冒險的人承擔起風險，讓參與者得到一筆既定的收入。

　　 最后，企業還是政府對社會控制最基本的一個單元。從另外一個角度上來說它是由資源層、制度層和文化層組成的一個有機整體，企業家本人就像細胞核一樣，從中起著不容置疑的作用。

　　 企業的目的和動力

　　 在現代市場經濟中，企業的存在有三個目的：一是使股東回報極大化或擔負股東的使命;二是使企業自身價值極大化，企業自身價值就是企業的有形資產和無形資產，就是我們附加在企業上的向外延伸的價值;三是使員工和管理層幸福感和成就感極大化，并為顧客和社會創造有用價值。企業的利潤是企業的產品在得到社會的認可后而獲得的合理回報。所謂幸福，就是讓生命的時光在你所認為美好的事物上流淌。

　　 據戴樹成先生的研究，企業發展的動力主要有：來自于股東的“原動力”，這是一種來自“基因”的力量，即名副其實的“唯成分論”，有如國有企業和民營企業的股東;來自于企業管理層和員工的“能動力”，可謂“天才論”;來自于市場競爭和不斷發掘未被利用資源所產生的“驅動力”，可謂“時勢造英雄”，就是說市場在推動企業前進。

　　 　　大企業的本質和優秀企業的特點

　　 研究發現，大企業通常具有以下五種特點：首先，大企業掌握著行業中特有的核心技術，決定了整個行業的發展方向和技術標準。其次，具有共性的大企業主導著資源在全世界市場范圍內的流動和配置。第三，大企業是市場秩序的維護者，它監督和管理產業價值鏈上眾多的生產者。大企業的利潤在于責任，承擔多大責任，就獲得多大利潤。第四，大企業是行業的引領者和排頭兵。第五，大企業不僅經濟實力超群，更是市場經濟道德的楷模，是人類經濟生活方式的引領者。

　　 大企業中的大多數也是優秀企業的典型代表。優秀企業的特點在于專業領域的核心競爭力，超強的資本、資源、知識配置能力，開放的組織系統和多元的贏利模式。

　　 無論是中國企業還是外國企業，無論是公有制企業還是非公有制企業，都具有企業的一般屬性和本質。從根本屬性看，企業本無國企、外企、民企之分。依據企業成長理論，在成熟的市場經濟環境中，除了資源層中的關系資源和角色要素之外，企業在利用和優化組合資源、提高工作效率、追求內部治理結構的完善和產品質量的提高、吸取對企業有用的資本主義精神等方面是相同的。不論什么企業，都是在為他人創造價值的同時得到回報。因此，中國國有企業要回歸企業的本來屬性，要向西方優秀企業學習，學習其高效率的資源利用、先進的管理制度和融合了資本主義精神的經營理念，讓市場忘記企業背后的所有者。

　　 中國民營企業及國有企業的發展與弊端

　　 從中國民營企業的成長軌跡來看，決不亞于一種地球上已經滅絕的物種重獲新生后一種艱苦卓絕的演化進程，它充分展示了社會的叢林法則。在其發展之初，既沒有政策的認可，更沒有資金的支持，甚至連存在的合法性都要討論，正是在這種前無坦途，后無靠山的背景下，它義無反顧地投身到市場經濟大潮中，通過優勝劣汰，適者生存的競爭法則，在夾縫中頑強地生存和發展起來，猶如懸崖上的青松，在稀少的土壤中憑借頑強的生命力，爭陽光，爭水分，堅韌生長。他們具備賺錢的能力和膽量，但往往缺乏享受財富的智慧，往往天真地認為成功是可以復制的。對未來市場感悟力的遲鈍和對權力資本的過分依賴，以及對接班人的選擇、培養，更重要的是，中國的民營企業家并不完全懂得厚德載物的真諦，他們的財富和他們的道德修養、知識水平必須一致，才有可能基業長青。

　　 西方的企業家經過了莊園主—紳士—武士—企業家的轉型過程，中國民營企業家基本遵循了生民—掠奪者—商人—企業家—資本家—慈善家的成長軌跡。民營企業就像離離原上草，遭遇狂風暴雨時就點頭哈腰，風暴之后又怡然自得，仿佛中國的民營企業只能在尊嚴和發財之中做出選擇。

　　 國有企業也同樣如此，國有企業的市場化進程從執行計劃、命令的主體轉化為自求生存的市場參與者，大量企業的重組、兼并、破產導致中國的巨大振蕩，組織和人的心理在新舊蛻嬗之際常常困惑和迷茫，無所適從。1978年以后的中國走上了一條不得不融入世界、不得不現代化的道路。逐漸地，在“貧窮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慢了也不是社會主義”“發展才是硬道理”等一系列發展理念的指導下，中國經濟逐步轉型，其路徑：延安模式→命令經濟→運動經濟→計劃經濟→商品經濟→(計劃+關系+市場)的市場經濟。與我們新生的國家一同成長的國有企業，同樣經歷了由“延安模式”、命令執行者到市場經濟參與者轉化的陣痛過程。國有企業的企業家基本遵循了官吏—官商—職業經理人—企業家—政治家的成長軌跡。隨著中國逐步向理性的真正的市場經濟國家回歸，中國國有企業的轉型軌跡：命令執行者→分配市場→尋找市場(早期)→創造市場→創造價值獲得市場→國際合作(加入全球合作)。

　　 中國的國有企業除了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外，也存在其先天不足：

　　 第一，正如亞里士多德所言“最多人擁有的東西，最少人關心”，很容易形成公權私有化，只關注自身或自身小群體利益，而忽視企業利益，造成的是真正的所有者缺位和搭便車現象。

　　 第二，國有企業從計劃經濟而來，計劃經濟時代企業的本質是任務的執行者，所以國企中一直存在著不惜一切代價拿下山頭的戰爭思維的經營模式，對成本的控制基本上處于粗放型經營階段。國有企業從計劃經濟的條塊分割而來，各部委、各行業都有自身的行業標準和評價體系，使得所有的國有企業跨領域的合作存在很多的行業壁壘。

　　 第三，大量潛水艇似的人存在，這些人經常處于不吃虧的臨界點，有名有利的時候浮起來，有責任和風險的時候沉下去，更有甚者像啄木鳥似的依附和棲身于企業這顆大樹，讓企業為其提供水分、陽光、食物，稍不如意就會啄傷企業的筋骨。大量鸚鵡和喜鵲似的人存在，這些人往往報喜不報憂，領導說啥我說啥，對領導唯命是從，人為地形成了領導是真善美的化身的氣場，領導自己也受其所累。人們往往由自己坐的凳子決定自己的思維，創造性和創新性的思維就在這種猶如官場的斡旋中被泯滅了。中國企業家大多數時間都在官場和內斗中對沖，真正思考企業的時間和精力少之又少。

　　 第四，受中國傳統官本位影響，國有企業領導人的價值取向往往最終歸依到官場，“人在曹營心在漢”，“人在商場，心在官場”，把做企業作為從政的路徑和臺階，缺少將做企業視為安身立命之本的價值取向。用古人的話掙一塊墓志銘。掌握了資源層的企業家往往和制定制度的國家官員位置是可互換的，后果就是對外企和民企的不公平。

　　 第五，國有企業領導人任期的客觀實際造成了其永遠是跑接力棒，任何人都只管自己這棒跑得最漂亮，都希望自己春天的花是最美的，大家都只是注重眼前的業績，缺乏經營百年老店的長遠戰略和深謀遠慮。人最大的貪婪就是心要在時間和空間上留下永恒。在一定程度上，國有企業的經營權比產權更重要，所有者缺位，經營者往往會把榮耀留給自己，把悲傷留給別人。他們可能因為排斥異己，為消滅一只“老虎”，而不惜毀掉一座森林。

　　 作者系中電建路橋集團有限公司董事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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