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幸福：十五年財政收入增長50倍 PPP助力河北固安新型城鎮化

發布日期：2017-07-05來源：新華網編輯：邵慧平

[摘要]

 　　盡管距離天安門只有短短50公里，21世紀初期的河北固安鄉鎮干部并沒有“身處天子腳下”的“自豪”。那時的固安在整個廊坊市不是倒數第一就是倒數第二，財政收入不到1億元，是典型的吃飯財政。

　　人們怎么都沒想到，僅僅15年，曾經的蕭條小城竟然變身“京南明珠”熠熠生輝，2015年，固安縣財政收入達到55.9億元，經濟總量躍升全省第二。而這巨大變化，正是緣于近年來頻頻被提起的“ppp模式”。

　　土沙地也能引來“金鳳凰”?15年緣分不盡依靠“契約精神”

　　2002年，盡管周遭縣市招商工作如火如荼，已掛牌10年的固安開發區卻始終無人問津。有固安人甚至感嘆：“那時候誰要被調到開發區，就和古代被貶發配差不多。”

　　的確，一塊一窮二白的沙土地，什么基礎建設也沒有，憑什么留住“金鳳凰”?但若縣里做基礎設施配套建設，錢又從哪來呢?

　　然而，這個如今仍然困擾著許多經濟欠發達地區的發展問題，隨著華夏幸福基業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華夏幸福)的到來，迎刃而解。

　　2002年，在ppp模式還并不流行之時，固安政府就和華夏幸福簽訂了一項排他性特許經營協議，協議期50年。具體操作方法是，設立三浦威特園區建設發展有限公司負責園區運作，固安工業園區管委會履行政府職能，負責重大事項決策、規范標準制定等，確保公共利益最大化。從此政府、市場各司其職。“是固安政府成就了華夏幸福，也是華夏幸福成就了固安縣。”回想起合作的15年，華夏幸福執行總裁葉珺這樣說。

　　然而，要發展一個產業園區并不是蓋幾座房子那么簡單。在葉珺看來，“前期投資大、后期投資小，前期回報小、后期回報大”正是產業園區建設的特點。而要達成產業園區建設，政府和企業長期“勁往一處使”是關鍵。正如一位企業家所言“這ppp別看p多，其實最重要的就是最后這一個p(Partnership)。”

　　對于第一任固安工業園區管委會主任劉旭來說，政企間信任的第一步緣于實干：“兩年時間里，華夏幸福都沒急著招商上項目，而是砸下3000萬扎扎實實做規劃，我們當時心里就有底了，這個企業是真來干事的。”

　　華夏幸福也從沒有“撈一筆就撤”的打算。“在固安，我們對企業的路源把控可能都超過政府。環境評估是否過關、投資強度大不大、產業先進性夠不夠，都是我們需要考慮的問題。” 葉珺指出，“盡管嚴格的把控給我們當時的資金鏈造成很大考驗，但我們寧愿發展慢一點，把前期積累都砸在固安，也要挑好項目。”

　　嚴格把控換來的是發展的長效。葉珺告訴記者，盡管固安發展已有十余年，但基本上到最近這一、兩年才碰到第一輪騰換，而在很多其他地區的產業園，這個發展周期要短好幾年。

　　把園區開發交由市場的同時，固安政府把精力集中在簡政放權上。

　　“現在，工商、土地、環保等10多個職能部門在園區設立分局，園區為企業服務人員有100多人，服務內容近百項。”固安工業區管委會主任于洪武說。

　　此外，如何保證ppp項目不受任何人情干擾，是很多民企關心的問題。固安工業園項目從啟動至今，歷經4任縣委書記、5位縣長，換了10任經理，靠的正是政企間的契約精神。正如上海財經大學公共政策與治理研究院院長胡怡建所說，合作雙方責權利都要明確寫進合同，在法制化框架下進行操作。對地方政府違約行為，應探索建立制約機制，切實保障社會資本的合法權益。

　　“移栽”別人的不如“孵化”自己的，長期高效發展源于強調“創新意識”

　　對于北京太東生物科技有限公司ceo李立東來說，入駐固安工業園實在是“不二選擇”：“2000平米的公共平臺免費使用，gmp標準的車間三年免租金，除了注冊、財稅、政府優惠項目申報等普遍服務，華夏幸福還幫我們對接各融資機構。這些專業的產業服務太契合初創企業的需要了。”

　　在葉珺看來，近年來，由于我國大量產業面臨產能過剩，再加上出口疲軟的影響，搬家式的招商引資已變得非常困難。創新驅動的產業發展模式成為華夏幸福的首選。

　　在荷蘭的“高新園區”——“恩荷芬智慧港區”，很多項目身后都少不了“恩荷芬科技大學”(Eindhove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的身影。這所荷蘭排名數一數二的科技大學，是智慧港的研究智庫與人才搖籃，也是確保智慧港始終保持生命力的關鍵。

　　而華夏幸福在這方面似乎走的更遠。為了對接全球先進科技，最大限度實現創新發展，2014年，華夏幸福投資設立以科技孵化為核心業務的“太庫科技”，先后在美國硅谷、德國柏林、韓國首爾、以色列特拉維夫、芬蘭的赫爾辛基及北京、上海、深圳、南京、武漢等創新高地布局了20家孵化器，打通了從種子—苗圃—孵化—加速—規模化制造的創新鏈條。

　　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對于那些園區內的“夕陽”企業，華夏幸福也并不是簡單說“再見”，而是通過收購兼并、資產重組等方式幫助企業“東山再起”。

　　“行業落寞了，但企業家的市場經營能力還在。”在三浦威特園區建設發展有限公司副總經理王東岳眼里，這些都是不應放棄的“隱性資產”。

　　據介紹，固安園區內一家企業原本經營煤礦高端設備制造，由于近年來國內大幅壓減煤炭產能，企業訂單呈斷崖式下滑。但王東岳團隊從該企業生產的一款附屬產品——供下井工人防護的口罩中得到靈感，并聯系清華大學的技術人員幫助對口罩進行涉及改造。

　　口罩搖身一變，成了智能呼吸器。原本應被騰換的企業再次煥發生機。

　　在固安舉辦的“2016創新中國峰會”上，美國哈佛商學院教授克里斯坦森坦誠：“真正能夠帶來可持續增長的是顛覆式創新。”固安正踐行著這一說法。

　　做深“人”的“城鎮化”，小城至今潛力巨大基于“服務情懷”

　　在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主任李鐵看來，新型城鎮化是以人為核心的城鎮化。“這要求首先要解決農民工市民化問題，要讓農民進城以后和城鎮居民享受均等的公共服務，也就是農民進城后可以與城鎮居民在居住、就業等方面享受均等待遇。”李鐵指出。

　　華夏幸福也持有相同看法。在固安從傳統農業縣轉化為如今的工業大縣乃至于工業強縣的過程中，當地“原住民”也在隨之轉化。“與有些城市做開發區產業工人外遷不同，我們在固安開辦了職業培訓學校，幫助當地‘原住民’迅速從傳統工人向產業工人轉變。”葉珺介紹道。

　　此外，華夏幸福還以提升人的幸福感為出發點，發展城市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設施建設運營、產業發展服務及生活設施配套服務。

　　2016年，僅在河北委托區域，即有20萬平方米學校、9萬平方米醫院新開工。此外，固安產業新城還引進了北京八中、五中等優質教育資源以及北京友誼醫院等高端醫療資源，幫助3萬多原住民享受到了與大城市一樣的公共服務。

　　“華夏幸福一直有一個理念，那就是要做‘一米寬一百米深的井’，而非‘一米深，一百米寬的池塘’。”葉珺表示，“因為這個理念，我們并沒有走馬觀花地做一些住宅和商業配套，而是秉承服務情懷，切實考慮民生問題。這樣產業園區的價值就是不停累積的，而不是分散的。”

　　2017年是實施“十三五”規劃的重要一年，也是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的深化之年。“新型城鎮化發展”作為近年來被頻繁討論和研究的重要議題，仍將成為今年全國“兩會”的焦點之一。而一向被視為推動城鎮化快速發展重要平臺的開發區應如何前行更成為討論的“重中之重”。

　　2月6日，我國首個關于各類開發區的總體指導文件《關于促進開發區改革和創新發展的若干意見》出臺。文件首次提出“引導社會資本參與開發區建設，探索多元化的開發區運營模式”，鼓勵以PPP模式開展開發區公共服務、基礎設施類項目建設，鼓勵社會資本在現有開發區中投資建設、運營特色產業園。而已走過15年風雨的固安，則似乎可為這一政策做上一筆清晰的注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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